历史中的心理学
心理学理论至少可以通过三种不同方式对历史学家有所助益：
首先，帮助历史学家破除关于人性的“常识”预设，这些预设由于未获注意而愈发有力，即便不符合弗洛伊德精确定义的“无意识”这个术语的意思。按照彼得·盖伊的讲法， “专业史家始终是一名心理学家，一名业余心理学家。” (Gay 1985: 6)理论(更精确地说，相与竞争的多种理论)或可揭示表面看似非理性的行为的理性根源，反之亦然，从而防止历史学家过于轻易地预设某个个体或群体以理性方式行事，同时将其他个体或群体贬斥为非理性的(“狂热的”、“迷信的“等等)。
其次，心理学理论有助于史料考证的过程。要想恰当地利用自传或日记作为历史证据，就必须像一位杰出的精神分析学者所建议的那样，不仅考虑文本写作的背景文化和文体惯例，而且要考虑作者的年龄，考虑其在生命周期中的位置 (E. Erikson 1958: 701-702)。与之类似，有一位社会心理学家也已提出，无论何时，我们所有人都在重新书写我们的传记，其方式宛如声名不佳的《苏联百科全书》。
口述史家也开始考虑在他们搜集的证词当中的幻想成分， 以及支撑这类幻想的心理需求 (Samuel and Thompson 1990: 7-8，55-57， 143-145)。而从白日幻想到梦只有一步之遥。各种学派的精神分析学者所提供的实例或可鼓励历史学家利用一种很少被研究的史料：梦(或者更准确地说，有关梦的记录)……第三，心理学家也对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论争有所贡献。例如，他们除了考察领袖的心理特征，还考察了追随者的心理特征，比如他们需要某种父亲形象。由此观之，上文讨论的归因于克里斯玛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第2版，李康 译），pp.222-24